作者：金宇澄

　　我的少年到青年，1960—1970，是过渡的十年。少时记忆里有一座少年儿童图书馆，上海复兴中路独立洋房，长甬道，两边金色梧桐，对面是传出琴音的法式公寓“陕南邨”。我没有读完初一，风景已被“文革”画面切换，父亲是打倒对象，全家搬到了沪郊，因此我很少到校，只一次听同学议论，少儿图书馆的大门，被钉死了。这话里的意思是，图书馆一直是部分学生的注意目标。我大哥的学校的多个学生组织，紧盯校图书馆。革命之前，同学们有规有矩，进馆文雅借书，清楚书目详情；等逢乱世，转换到人人可“抢”的市面，部分学生的盘算惦记，便是如何伺机对图书馆采取“革命行动”。忽有一天，某同学急急来报——也就是前夜，校外某一组织突然“砸烂”了图书馆——半夜相当隐秘的大动作，在驻校多个学生组织的眼皮底下，所有“有批判价值”、“反动”图书，被迅速搬走了，所谓“措置太骤”，不声不响行动，大部分图书忽然不明去向，引得学生领袖们相互攻讦，肯定是有内鬼，私下都极为懊恼，有人形容说，这就是“噬脐之悔。”
　　记忆里最早接触的书，大都是苏俄作品，《塞瓦斯托波尔故事》是少见刊本，托尔斯泰早期特写集，沙皇青年军官眼里的克里米亚战事，年轻贵族，笔触文雅。《顿河故事》（草婴译，50年代上海文艺版），大名鼎鼎肖氏早期的习作，独白式短篇，乡野草根的观念，强调人性张力，父子、兄弟相残，赤裸而惨烈，之后没看到新版。
　　那是鄙视图书时代，也是对书籍极其珍视的岁月，所有的公私图书之劫难，学生肯定是执行者，因为避讳与遗忘，至今鲜见这方面详细回忆。1966年的图书有两种命运，一是“封存之书”，装运到仓库或地下防空洞，沉入黑暗里；另一批活泼的“流通之书”，在学生手中抢夺，传递，水银泄地，静静回流于社会暗处，这方面回忆，可以有——比如某个偶然，他或是她，如何得了某本或半本零缣断素，观念由此改变了，打开人生另一个窗棂……这类谰语浮言，慢慢汇合，形成这代青年的“地下”阅读史。
　　1969年，我已与一批同龄青年去到黑龙江黑河地方的国营农场。全场聚有各城市青年约五千名，附近另有同等规模“格球山”、“七星泡”等大型农场，招募城市青年无数——其时中苏关系非常紧张，这些场子的劳改人员全部迁走，以大量城市青年回填，听说有一些场子，已短期给青年发枪，子弹只一枚，都是朝鲜战争的老枪，也有二战期间伤痕累累的马枪。后有一传闻，某个青年深夜跨过了冰封的黑龙江，原因不明投奔去到对岸，雪地留下一串脚印，但是当时的苏方不予接纳，最后通知我方边境，把一具蜷缩冻硬的尸体送回来，死者的书包内，发现一中文版《驿站长》，一本《外国民歌200首》（当时被禁之著名“黄色歌本”），解剖发现，他的胃是干瘪的，只有一点土豆残留物。之后，在无数个寒冷夜晚，农场田野上空出现幽灵一般的信号弹，大批青年被哨子惊醒，摸黑慌忙穿衣集合，在雪地里急行军，四处探查。连队的某个青年，同样秘藏一本《外国民歌200首》，每次半夜起身，我知道他都是把这本书塞在胸口，这个唱歌爱好者解释说，这是他最珍视的书，如果他死了，发现身怀此书，也在所不惜，他算是出名了。黑暗中，他的牙齿发出亮光。
　　从另一面说，在当时黑龙江两岸极端抗衡情况之下，苏俄小说仍然是青年“地下阅读”的主干，每当黑暗的夜晚行军之时，我会想起《塞瓦斯托波尔故事》的火光，肖洛霍夫《顿河故事》铿锵的话语，这是一种奇怪的通感，或许，是与1950年代中苏蜜月期遗留的习惯碎片，因为天量印刷数字而形成的，根深蒂固的强化影响有关。
　　这一代青年，虽然直到如今，始终被定义为所谓“青春无悔”，实也是千疮百孔，缺少统一精神内涵。来自各地区、各人之间的盘根错节，恩怨情仇，除却一般意义只念“宝书”之积极小干部，私下大都口味庞杂，积极传阅“旧书禁书”，读本五花八门，也大量出自上海，这应该是当年由他们更为年轻的手的剥夺与传达，使这类阅读活动如此活跃而隐秘，最后接近半公开的一种生态。几乎每时每刻，连队里都有陌生“新品”露面，口碑最佳，最合适男女心理，最注目也最文艺普及的，始终是普希金《叶盖尼·奥涅金》，或冻毙者书包里的忧伤《驿站长》，沙俄军官，龙骑兵，客厅沙龙，缱绻男女之恋，“达吉娅娜”爱之忧伤，“冰花在爆裂，田野闪耀着银白色的光”，甚至是普希金陌生的经验与格言，“我们爱女人的心越淡漠，就越能博得女人的爱……”是坚硬背景之下的青年们，更需要心灵的柔化吗？待等我们走到黄昏的田野，听到白杨高处的风声，心头会流淌屠格涅夫《待焚的诗句》：
　　到那地方，到那地方，到那辽阔的原野上
　　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
　　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
　　静静地泛着柔软的波浪
　　那是个好地方……
　　这大概是该国文本能给予我们的，唯一的肯定与安详。
　　至于被老一辈读者目为好书，更苏联式的叙事：《拖拉机站长与女农艺师》、《克里姆-萨木金》、《士敏土》等等，在以后的几年里，已可以公开摊在火坑上了，少人光顾，那是我辈觉得枯燥，还是艰深呢？在这奇异的读书环境里，我眼前出现一个传送带的图景，大量的苏俄文本，在缓慢传送，《白夜》、《州委书记》、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、《多雪的冬天》，包括少见的瞿秋白《饿乡游记》，高级水彩纸印造的苏联大部头美术画册，苏方专家的《建筑钢笔画教程》……我记得的一天，云雀在高空鸣啭，我在回场的马车上颠簸，身边装草料的麻袋里，缓慢滑出一本《铁木尔和他的兄弟》，翻开扉页，一个蓝色图章憬然在目：“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”。
　　苏俄文本的阅读，于1980年代出版的《日瓦戈医生》、3卷本《古拉格群岛》引起颠覆，逐渐，也都被缓慢化解了。人们开始关注“垮掉的一代”，法国新小说，莫拉维亚，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。稍后，我朋友供职的“苏联文学研究所”永远关了门，再以后的以后，却是在王朔的电影里，见到一群“文革”青年穿父辈制服，大唱苏联歌曲，与我的经验搅拌一处，涌起恍如隔世的恶心感。再过若干年，“垮掉的一代”，法国新小说，莫拉维亚，南美作家系列等等等等著作，已经在很多书架上泛黄了，我们面对译本，不再喜悦雀跃的情景之下，是2000年以后，出版界发掘出巴别尔《红色骑兵军》、《哥萨克的末日》，翻开那些文字，苏俄式的气息，仍然毫无阻拦，登堂入室，使人心率加快，让我想到了我的青年，想到遥远的《塞瓦斯托波尔故事》，《顿河故事》的审美与口吻……
　　这个邻近国家对我的阅读影响，实在难以言说。
　　[作者附识]
　　写完此文，即发给遥远他国的胡先生看，他是当年老大学生，回复如下：
　　宇澄兄的文章，不论长短，都是对书的崇敬。
　　提到书，我的年代与你不同，也有不少入骨的记忆。
　　北大在当时没有烧书行动，再说普通学生也没有多少好书。记得1968年3月，武斗中聂元梓派攻占了我住的学生楼，当时我不在宿舍。占楼者高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进到每一间搜索，声言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”我事后检查，箱子里全国粮票和几十元不见了，更令我痛心的是，俄语系一个朋友借我的《金批三国》不翼而飞。去年见到这个朋友，还是说不尽的对他不起。
　　几年后，我被分到河北的一个县城，在城关镇教书。很快就和县图书馆搞好了关系，每天值班的只是一个军官太太，此女似乎对我有好感。一天突然打开里面的仓库，让我进里面。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兴奋，连王力的《古代汉语》和陈望道的《修辞学发凡》都叫我眼前一热。当然，上面有规矩，不能往外借出这些书，我不想破了规矩。以后的几年，只要没人，她就愿意站在仓库门口和我聊天，而我则在里面找书。再后来，她的夫君部队调动，她也离开。至今我还自疚当时利用人家的感情，只是图得一些阅读。
　　细捋回忆，诸多往事历历在目。

     （摘自《文汇报》2014年4月22日11版）